万物皆备于我，决不只是认识论问题。

而且，我着重要谈的不是过去人们已经谈过的东西，而是我重新研究后的一些体会，很可能是别人没有谈到的、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小人就把它丢掉了，成为禽兽。

这就是儒家生死观的内容，而不是专门去体验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样的命定论思想，最消极的做法就是无所作为。但这不能等同于人类中心主义。休谟认为人的同情心是普遍的，人的情感建立在同情心之上，社会的正义也建立在此上。我们知道，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我们一天比一天浪费，造成恶性循环。

他虽然对学生非常严格，但当他真正评价一个学生时，又会很全面地考虑学生的德性、才能，不会有成见。那究竟如何看待马呢？孔子在另外的地方曾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如欲知乐，凭人悬空思悟，口读耳听，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击，把吹竹，口歌诗，所谓致知乎乐者，斯确在乎是矣。

所谓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二） 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戴震坚持了一条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23]《习斋记录·阅张氏王学质疑评》。‘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思之贯通，不遗毫末，夫然后在己则不惑，施及天下国家则不憾，此之谓‘致其知。

[32] 要知道衣帽的温暖，只有穿戴在身上，才能知道它是如何取暖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为本体的。

因而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颜元当然不是批判这一面，而是批判其唯心主义心性之学。他的思想，是王夫之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是戴震对道的一个新的解释，但又不完全是他的新解释。

[6]《性理评》，《存性编》卷一。因为理学家所谓重行，都是指个人道德践履，而其根本内容，即是存天理灭人欲。试观孔、孟曾有‘静坐澄心体认天理等语否？然吾亦非谓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无事时亦无妨。学习这些是为了尽乎物理，周于世用[52]。

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又是一位很有战斗性的哲学家。[119]《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具体事物千差万别，所谓理就是区以别焉之名。[122]《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但是，颜元并不完全反对读书，他也承认，读书是穷理中一事。颜元反对一味空谈心性，重视实际知识的学习。他据此批判了王阳明的格物说。但是，他反对离开人的物质欲求空谈所谓仁义道德，把仁义礼智说成怀生畏死、饮食男女，却具有批判封建道德的进步意义。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如此菔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

戴震是宋明理学演变中的最后一位影响巨大的哲学家。他不主张行先知后，而倾向于知先行后。

[103]《性》，《孟子字义疏证》卷中。他还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说：且如这冠，虽三代圣人，不知何朝之制也。

[91]《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思的能力有大小，如火光之照物有远近、有明暗，因而对于事物的照察，或能尽其实，或者有疑谬。

朱熹以理论性，气质之性是理堕在气质中，因而有恶有善。[2] 这无异于把朱熹的理学唯心论改造成了唯物论。一阴一阳就是说气化不已，生生不息。他说：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

但他进一步指出，既然物及其则是客观的，就不能说理具于心。他的思想虽不及王夫之那样博大，但是也很精深。

他批判了朱熹的一本万殊、理一分殊说，同时也批判了王阳明的一理说。只要去得人欲，便能存得天理。

[93] 这就是说，心有思的能力，但所谓思，并不是离事物而冥思（他特别反对冥思），而是如火光照物一般，审察事物之是非得失。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行引进格物致知说。

根据这种认识，他全面地检査和批判了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123] 他认为宋以来的理学家，把理和欲说成水火不相容，把饥寒愁怨、饮食男女等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和痛苦，都统统说成人欲，必欲灭尽。神明者，犹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于中之谓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质各殊。

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一言乎分，则各限于所分。

戴震又说：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颜元批判地吸收了体用一致的思想，却从唯物主义立场解决了心物关系。

盈天地之间有声色臭味，它们通过人的感觉器官而得到反映，这就是外内相通。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